竞争情报 ---竞争情报方法论

中国科技情报实践中竞争情报的发展

供稿人:徐宏宇;张左之  供稿时间:2018-10-23   关键字:科技情报  竞争情报  发展阶段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第57项任务提出:“要迅速、系统地把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开展起来”。同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1]正式成立,以此为起点,各省市、各工业部委、高等院校、各军兵种也相继成立了科技情报机构。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2004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已有近400家综合性和专业性科技情报机构,近1000家团体会员。

过去的六十年历史,依据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起伏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即形成时期(1956—1966),停顿时期(1966—1976),复苏时期(1976—1986),改革时期(1986—1994),发展时期(1994至今。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如下图所示。尽管竞争情报的提法到80年代才正式在中国出现,但回过头去看,竞争情报的概念方法以各种形式渗透在科技情报整个实践过程中。

 

  • 形成时期(1956~1966)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两年后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此后,针对国际和国内情况,政府有关部门确定了科技情报事业方针、政策、任务和工作方法,相继创建了一批科技情报机构,初步形成了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体系,从而奠定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基础。在实践中,科技情报人员艰苦奋斗,冲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想方设法收集国外科技文献期刊等资料,仅中国科技情报所就达到1.1万种,为我国“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攀枝花钢铁基地”、“武钢1.7米轧机”、“人工胰岛素”、“气流纺纱”等一大批重大研究和工程项目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为国家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科技情报工作在广、快、精、准的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了“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在与西方国家的抗争竞争中,情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停顿时期(1966~1976)

在“文革”动乱时期,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也未能逃脱那场劫难,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在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关怀和保护下,情报机构和业务骨干才得以保存下来。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胡耀邦同志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多次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了解情况,指示工作,并说“你们出的《国外科技动态》,我每期都看,这是为大家服务的”,这对以后科技情报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复苏时期(1976~1986)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对我国科技界产生了很大的鼓舞。科技情报界也同样满怀信心迎接科学的春天到来,基础设施得到彻底更新,文献资源获得极大增加,仅中国科技情报所一家,外文期刊数量恢复到8500种。科技情报研究工作从传统的为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准确的、有序化的情报,向着研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为决策者提供优化决策方案的方向发展。科技情报学教育也开始发展起来。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1984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科技情报工作要向经济领域延伸,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1985年国家颁布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情报界开始积极的改革,相继提出了开展有偿服务,加强经营观点、增加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比重等改革新思想,逐步走上了改革探索的道路。学界开始探寻中文“情报”一词的涵义,从世界各国/地区的实践中寻找对它的诠释。

 

  • 改革时期(1986~1994)

1986年10月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主题是深入开展科技情报体制改革,更有效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会后,全国科技情报机构尝试办公司。1992年召开第八次全国科技信息工作会议,出台了《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科技信息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家科委关于加快发展科技信息服务业的规划纲要和政策要点》两个文件,并在会上作出了决定,把“情报”改为“信息”。 同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此后,科技情报界掀起两股热潮,一股是经商热,大多数科技信息机构实行“一所两制”,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行机制,面向市场,面向经济,仅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统计,当时所办公司最多时达到30多个。一股是改名热,全国大多数科技情报机构都改为科技信息研究所;全国高等院校的图书情报系改为信息管理系。由于削减事业费和外文书刊涨价,科技图书文献期刊资源严重短缺,据统计,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由于方向任务调整,海外期刊订购量最低时不到700种。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重要学科的文献在全国范围内为空白。

全国科技情报界不断探索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探索新的社会定位,探索新的信息资源发展模式。80年代中期起,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对Intelligence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翻译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定量分析实例的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试图较为系统地将海外竞争情报的理论和实践引入国内。而90年代初,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承接的“上海外向型企业(集团)国际营销环境监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 兼机助环境分析系统的建立”、“上海轿车工业竞争环境监视系统”等课题,即是对竞争情报的实践探索,这拉开了我国开展竞争情报研究的序幕。

 

  • 发展时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成立,由此,中国的竞争情报步入了组织化、正规化的发展轨道。

继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单位之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投入到竞争情报的研究中。1997年,竞争情报分会开展了“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力”的课题研究,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分析竞争情报对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作用。1998年中国兵器工业情报研究所开展“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的课题研究,以便为我国企业建立竞争情报系统提供思路和借鉴。1995~1998年间,北京市科委更是实施了竞争情报示范工程,以其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振兴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1999年,中美两国的竞争情报协会本着两会“关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的精神,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普赖斯特教授和陶元庆博士的帮助下,以各自的会员为样本,开展了“中美两国竞争情报的比较研究”,对国际合作研究作了有意的尝试。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牵头、竞争情报分会参与的“网络环境下竞争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课题。同时,云南省科委也正式启动了云南省竞争情报示范工程。2004年10月,国家科技部下属机构组织撰写《中国竞争情报发展报告》,希望能全面反映中国竞争情报的发展现状,勾画竞争情报的未来发展。2006年1月,上海科技情报所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提出开展国家层面的竞争情报研究具有其现实意义。

在2002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各机构组织的培训班研讨活动升温。并且开始与产业相结合,与信息分析、危机管理等主题相结合,与推广竞争情报系统相结合。如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和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联合主办,北京中化信深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信息网承办的“2003年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情报竞争与信息应用研讨会”,北京市中兴新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办365Agent情报中心协办的“2004中国企业危机公关与竞争情报应用峰会”等。2004年下半年,中兴新景与拓尔斯联手,在上海、北京、宁波、南京、武汉、长沙等10城市举行了竞争情报企业应用的巡讲,将竞争情报活动推向二线城市。

2000年前后,有关的情报循环模式(情报规划、情报收集整合、情报分析、情报传播和情报管理)和关键情报课题、关键情报问题等概念开始为一些IT公司所采用,推出了各种计算机辅助的竞争情报系统(CACIS),试图通过IT技术来减轻竞争情报人员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如天下互联的“企业情报门户系统”(CIPS)、易地平方的“知识通竞争情报系统”和百度公司的“情报管理支持系统”等。

随着各方面竞争的加剧,竞争情报的概念和方法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成为在竞争中制胜的武器之一。地方政府将竞争情报用于城市间、地区间的竞争;行业协会利用竞争情报来帮助企业走出国门,冲破非关税堡垒,赢得“反倾销”诉讼;中央政府部门利用竞争情报作产业预警,避免产业受损。企业将竞争情报延用到危机管理。在这段时间内,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投入到竞争情报的研究中,竞争情报的理论、方法、技术、系统、文化等方面都有一些专著、丛书、教材和重要成果,竞争情报也开始逐步向国家竞争情报方向演变。

 


[1] 1958年改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92年起改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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