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情报 ---竞争情报方法论

医学情报(Medical Intelligence)及其“战疫”价值

供稿人:陈煦  供稿时间:2020-4-28   关键字:医学情报  Medical  Intelligence  疫情  

情报工作的本质就是消除不利于己方的信息不对称或构建有利于己方的信息不对称。新冠疫情暴发后,流行病源头分析、疫情走向预测……全球科学家与医疗工作者共享诊疗经验与科研成果,各国分享公共卫生措施成效……面向病毒的情报工作全面开展。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全球共同抗疫的大格局下,原有的国家关系、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在疫情的影响下呈现日益复杂、多变的趋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各大情报机构也从保护各自国家利益的需求出发,密切关注着这一全球性疾病的发展。今天本文想以此为话题聊一聊医学情报。

医学情报(Medical Intelligence)这一名词在诞生之初就有着浓厚的军方色彩。美国国防部将医学情报定义为:

通过收集、评估、分析和解读外国医学、生物科学和环境信息而产生的情报,这些情报对战略规划以及军事医学规划和行动有利,为了保护友军和军事力量的战斗力,并对他国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医疗能力进行评估,简称MEDINT。

北约(NATO)将医学情报定义为一种情报,而不是医学功能,它参与与全球卫生直接相关的活动,但始终把国家战略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非卫生公平或人道主义活动。                           

欧盟委员会的医学情报框架

 

在欧盟委员会定义的医学情报框架内,医学情报涉及的领域包括传染病、疫苗、准备与响应行动、环境威胁、动物疾病、放射与核信息、科技进步、药物、实验室、化学、生物威胁。通过多种信息来源,结合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常规监测系统中的数据获得医学情报,用于完成疾病风险监控和评估、早期预警和响应措施分析。

 

医学情报的演变

 

医生兼研究员Jonathan D. Clemente博士在2013年刊登在前情报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ers,AFIO)出版的杂志The Intelligencer上的医学情报论文提到,美国军方在二战初期就开始收集有关医药、卫生和生物学科学发展的情报。在战争期间,陆军外科医生开始在战斗前向战地指挥官和军事医生传递有关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信息。

在战争的后期,盟军开始利用外国医疗技术和药物来改善自己的库存,并监视德国是否有释放生物武器的计划。

 

之后医学情报式微,直到1947年左右在中央情报局(CIA)成立后得以重生。经过几次领导和机构名称变更后,医学情报部门于1992年永久移交给国防情报局(DIA),负责“对外国军事和民用医疗系统、传染病和环境健康风险以及生物医学研究进行情报评估和预测”,也就是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

 

疫情期间的医学情报有什么用?

 

通过对NCMI及其工作内容的介绍,我们对医学情报涉猎范围有了大致了解。除了早期监测预警,在疫情大规模暴发后,“既不能医治也无法阻止新冠肺炎传播的医学情报”有何价值呢?

 

首先,医学情报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真实的信息,评估国外实施的抗疫计划和能力以供参考,为决策者减少不确定性,更理想的情况是决策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第二,医学情报有助于评估和了解疫情导致的政治和经济损失。

 

最后,医学情报有助于澄清大规模的信息疫情(infodemic),以及各国围绕疫情爆发原因日益尖锐的相互指责。

 

2003年5月SARS流行期间,美国情报专家们对“流行病对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影响”“SARS的中国媒体报道”“SARS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影响”“SARS对人民解放军准备状态的影响”进行研讨。美国国防情报局(DIA)、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AFMIC,也就是现在的NCMI)、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局(INR)、联邦调查局(FBIS)以及国家安全局(NSA)都有参会。下图是新闻调查网站The Intercept上公布的一份NSA内部通讯简报SID today上刊登的会议通知,证实了以上内容。

 

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通讯简报SIDtoday关于SARS的会议通知

 

医学情报的灰色地带

 

与公共医疗卫生信息不同,医学情报的定义决定了它需要利用各种手段获取非公开渠道的情报来支持其工作。

 

另一份题为“游向信号情报系统的上游”(Swimming Upstream in the SIGINT System)的SID today通讯简报显示,负责挖掘并报告全球非政府组织和条约监督组织之间的通讯内容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国际组织处曾与NCMI合作,授予NCMI的传染病专家访问这些信号情报(即SIGINT)和数据库的权限,以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医学情报。The Intercept上对此新闻概括的标题为“美国如何监视全球的医药非盈利机构和健康防御体系”。

 

调查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上的相关报道

 

另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BND)早在中国官方正式公布非典SARS疫情的几周前,就提供了有关病毒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被上报给联邦政府和卫生部门。根据来自安全部门的消息,当时德国联邦情报局拦截和窃听了中国政府的电话和通讯联络。因此德国特工不仅获得了有关疾病本身的信息,而且也了解了中国的疫情暴发情况有被隐瞒的可能。

 

有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面对新冠病毒危机可能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为了广泛收集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美国情报机构动用各种手段,从航拍和卫星拍摄图像到线人、特工和窃听,搜集相关数字、传播渠道或者应对疫情的策略,而不仅局限于官方和媒体报道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搜集相关信息。

 

医学情报与公共健康间可能的价值冲突

 

在通常情况下,医学情报能够侦测到卫生健康风险,与公共健康的利益是一致或重合的。但医学情报的误用有时会让两者面临严重的价值冲突。

 

有学术文章指出,2011年美国在定位本拉登藏身之处时涉嫌不正当使用医学情报,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美国在划定本拉登所在的大致区域后,发起了一项儿童乙肝疫苗项目,以掩护其在区域内收集疫苗接种针头以此提取接种儿童DNA的真实目的,所有DNA被送去与美国情报局所拥有的本拉登姐姐DNA对比,一旦找到相似的近亲DNA,说明本拉登的族人可能居住于附近,以此来获得本拉登更精确的位置。这一事件被报道后,当地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大幅度下降,对当地甚至世界儿童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参考文献:

BowsherG, Milner C, Sullivan R.Medic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thefoundations of a new health agenda.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7385714.

 

PellerinC.Medical Intelligence Center Monitors Health Threats.https://archive.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8163.

 

McLaughlin J.How the U.S.Spies on Medical Nonprofits and Health Defenses Worldwide.https://theintercept.com/2016/08/10/how-the-u-s-spies-on-medical-nonprofits-and-health-defenses-worldwide/.

 

ClementeJ. Medical Intelligence.https://www.afio.com/publications/CLEMENTE%20Pages%20from%20INTEL_FALLWINTER2013_Vol20_No2.pdf.

 

新冠病毒和情报机构.https://www.dw.com/zh/%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5%92%8C%E6%83%85%E6%8A%A5%E6%9C%BA%E6%9E%84/a-52871034.



Intelligence report warned of coronavirus crisis as early as November.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intelligence-report-warned-coronavirus-crisis-early-november-sources/story?id=7003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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