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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 正确对待上海科技产出的排位问题

供稿人:马春  供稿时间:2004-6-22   关键字:科技产出  上海  
据科技部《2002年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上海科技进步综合评价全国排位第二,但在4个一级指标中的“科技产出”分指标上,上海跌至第四,居于北京、天津和广东之后,这是上海首次在一级指标中被挤出前三位。以下我们仅从上海科技产出的现状,造成的原因,以及可采取的对策等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上海市科技产出的现状
科技产出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直接反映。从字面来看,科技产出由“科技”和“产出”两个部分组成。“科技”的衡量因素是科技论文数、科技成果获奖数、专利申请和授权数等;“产出”是指科技活动对GDP的影响,主要以高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新产品销售等来衡量。因此,能够影响和体现科技产出水平的两大维度就是科技研究水平、产业转化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表1是2002年全国科技产出四强的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四个省市科技产出的比较:
 
表1 2002年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四省市科技产出的比较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东
科技活动直接产出
万名科技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篇/万人)
945
(2)
1302
(1)
776
(5)
631
(11)
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
0.51
(24)
5.58
(1)
1.97
(5)
1.01
(14)
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批准数(项/百万人)
14.99
(2)
68.40
(1)
9.56
(3)
3.87
(8)
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万元/万人)
657.75
(2)
1381.10
(1)
304.79
(3)
69.35
(8)
高新技术产业化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指数
134.78
(5)
239.57
(2)
188.31
(3)
499.22
(1)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
20.70
(6)
35.12
(1)
33.38
(2)
24.34
(4)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32.22
(1)
24.90
(4)
27.87
(2)
14.46
(10)
排序
 
4
1
2
3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该省市的全国排位。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专业人员的成果方面,上海市的成果总量落后于北京,高于广东、天津二省市;但是上海的“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仅居全国第24位,远远落后与其他省市,还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上海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位居全国第六,落后于其他三省,说明上海市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上海的科技产出指标较往年有一定的下降,但是我们应该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看待科技产出的排位问题,既要找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也要看到上海在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上较国内其他地区还是有优势的。
 
京津地区长于“科技”。京津地区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基础,尤其是中央在京科研力量使其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在此强大的科技基础上,配合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京津地区的科技产出实现了良性循环,综合水平较高。但也有其弱点,就是基础科研的产出率、高新技术的转化率还比较低,这可以从北京“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居于全国第四位看出,落后于上海。
 
广东重在“产出”。广东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企业作为科技进步的主体,科研院所、高校作为生力军,结合广东强大的产品制造能力,大力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但是,由于其基础研究水平上的先天不足,距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无法改变“加工基地”的单一角色。2002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仅有22.4%,低于全国“九五”期间平均水平,有悖于高科技产业必有高附加值的普遍规律。同时,新近完成的由国家八大工业权威部门主持的《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报告》也勾勒出广东工业所面临的优势和困境——大而不强。
 
上海“科技”“产出”相当,但不突出。毋庸置疑,上海具有经济上的强大优势,尤其是在“科教兴市”战略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华山天险一条路”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后在知识产权、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改革,在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汽车工业等领域发展迅速,节节攀高,成为一支势头强劲的生力军。但也正是由于发展太快、太过迅猛,现有的技术水平实际上无法支撑迅速增长的巨大空间,而上海的循规蹈矩也在产业化方面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大力发展科技研究水平,引导创新开拓的产业思路是上海科技进步的首要任务。
 
二、导致上海“科技产出”指标靠后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上海在“科技产出”指标中的分指标上是有一定优势的,7个分指标有4项列全国数一数二,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更是位居全国首位。可以看出,上海的科技与产出还是比较均衡的。以下重点分析导致上海“科技产出”指标靠后的原因:
 
1、产业总量与结构影响了科技产出的部分指标落后
在其它三项指标中,“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是一个绝对数值,作为科技与产业关联极为密切的指标“国家技术发明奖”上海近两年来获奖数量非0即1,这使上海在监测报告中的“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指标上过低,跌落至全国第24位。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指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两项指标均为相对数字,目前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基数较大,要在这个基数上有大发展,这给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从产业结构来看,近年来上海重点发展的六大装备制造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未计入高新技术产业,如果能对上海高科技产值的统计口径作适当的调整,相信这一指标会有较大的提高。
 
2、科技投入与产出存在不对称性
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等的科技投入相对较低,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其产出却很大;而像生物医药产业上海的研发实力雄厚,技术投入也大,但由于投资回报期长,相应的产出却不如其它产业那么高。这就需要对目前产业的投入产出现状作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对投入产出比大的产业应重点支持,而投入产出不合理的产业进行调整。同时,上海的科研平台与产业平台不配套,表现为占上海GDP比重大的产业,其科研平台并不突出。例如,2003年,汽车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达到5.5%,但是其整个行业的专利申请量在全市各行业中处于倒挂位置。
 
3、研发内部三类支出的比例中,基础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太低
2002年上海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7.3亿元,占全社会R&D经费支出的7.1%,这一比例数字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0.9%;法国23.6%;日本12.4%;韩国12.6%),也与我国政府要求的10%的目标相距甚远,很难满足开展前沿领域工作的需要。基础研究经费少的结果只能是新产品、新工艺的创新水准不高。发明专利在三类专利中所占比重较小,最终使得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4、产学研链还不够通畅
目前,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主要是国家和地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多数企业虽然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但却没有研究开发(R&D)机构;应用型研究机构和设计单位与企业化转制迟缓,使得科技成果的供给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不能形成最佳结合机制;企业没有加速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有效运行机制。
 
三、对策与举措
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发展环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面向21世纪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政府要转变职能,强化科技的宏观调控。政府部门要在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2、强化产业布局,重视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
在发展六大装备制造业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布局,使用高新技术升级改造传统产业,拓展并延伸上海的产业链,力求使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更上一层楼。
 
3、扭转上海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居于全国后列的不利局面
围绕上海的重大工程和科技项目,一方面要积极申请国家资金支持,这方面可以借鉴“专利代理人”的模式,由专业人员组织协调整个申请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力求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培育国家级科技成果奖项。如洋山深水港、东海跨海大桥等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大项目,应该着力从中发掘并培育出若干国家级科技奖项。
 
4、增加基础科研经费,尤其是对GDP贡献大的项目
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加R&D经费投入。要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增加科技投入。要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
 
5、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政府对应用类开发研究和基础研究应该采用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基础研究机构要加大支持力度,而应用类研究机构则要建立面向市场的机制,根据市场的要求来从事研究开发和产业化。
 
6、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这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科研工作经费与知识产权工作经费的不匹配,另一个是项目经费中研发经费与知识产权经费不匹配的问题,改变目前“一大一小”的局面。这两个问题在当前政府与企业的经费使用中都普遍存在。
 
同时,政府应通过转变职能,制定有关政策,为企业营造强化技术创新意识和行为的外部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应通过多种方式转变观念,逐步培育技术创新意识和能力。
 
7、强调系统集成,打通产业链
技术进步不等于产业发展,产业的发展涉及到技术、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有效集成,不能单靠技术,尤其是单项技术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系统集成能首先解决已有技术的总成与推动,并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为此,建议成立上海产业技术经济研究院,搭建产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共性平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产学研好比登山,首先得制定规划,选择产业制高点,在具体实施的每一阶段对科研支撑都有不同的要求,匹配不同的角色,而且每个阶段都必须衔接好,这就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登山向导”,负责策划、组织与协调,但是这一机制在上海并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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