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进入信息爆炸时代的同时，以数字网络为基础，新媒体为平台的“文化爆炸”时代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壮大，随之而来的更是新一轮的文化繁荣，欧美学者也随之引领了新媒体研究的潮流。前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赛迪·普莱恩（Sadie Plant）早在2001年便在其研究《论手机》（On the mobile）中预言移动通讯必将深刻影响社会组织模式与私人生活，同时也会创造一个崭新文化领域。

 

如今手机新闻、手机小说以及各种基于手机的商业、生活及文化服务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手机在现代社会中角色的日益重要只是诸多新媒体影响下新文化蓬勃发展的例证之一。此外，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名作《世界是平的》中专门开辟章节来描述网络社会中，各地文化是如何碰撞交融的。他认为拜新媒体之赐，全球化不再等于美国化，中文、印度语、阿拉伯语都可以发展出全球性的报纸、广播、电视频道。各地的本土文化都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渠道来进行传播，繁荣壮大。

 

在欧美研究者看来，相较于传统媒体（广播、电视及各类印刷媒体），所谓“新媒体”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宽泛。其定义既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明确，也不如传统媒体那般也已建立了完整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由于新媒体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全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任何对新媒体所做出的定义与规范，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过时。

 

不过，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媒体从业者与研究者都认为 “新媒体”一般都会具备如下主要特征：

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传播手段（新媒体因此也常被认为等同于数字媒体或网络媒体）；

内容为王，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产生、传播和接受的角色融合；

强调互动，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收方（观众/读者）也能成为信息发布方（虚拟社区、SNS网络、博客、个人信息发布平台等）；

信息获取与发布途经可以高度集成化与私人化（如RSS浏览、IPTV等）；

传播手段多样化，跨媒介的信息交流成为常态（如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电子图书等）；

信息传播、接收工具高度结合互联网（如3G移动设备、电视机顶盒、集合网络功能游戏设备等）。

当前，在文化领域，欧美研究者普遍认为：以信息新技术应用为特征的互联网、手机、个人移动数字设备等新媒体，正在以新的传播方式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

 

首先，有研究者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新媒体的发展轨迹与规律，并尝试做出预测。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的《互联网的诞生》（Inventing the Internet），马丁·坎贝尔-凯莱（Martin Campbell-Kelly）与威廉·斯普瑞（William Aspray）的《电脑：一部关于资讯机器的历史》（Computer:A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Machine）等。此外，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名著《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对互联网时代媒体所扮演角色与功能的改变也有着独到的创见。

 

其次，也有研究者是基于现实层面来诠释新媒体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探讨社会文化、国家规制、商业经济等领域所受到的各类影响。代表作有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特里·弗卢的《新媒体导论》（New media:an introduction），杰夫瑞·纳伯格（Geoffrey Nunberg）的《书籍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Book）以及帕夫利克（John Pavlik）的《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New Media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erspectives）、大卫·柯赛尔(David R. Koepsell)的《赛博空间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Cyberspace）等。这些研究都试图利用传统传播学知识、文化研究成果与政治经济理念来对新媒体进行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的研究范式和结论。

 

此外，更有不少研究者乃立足于新媒体与互联网特性本身，研究其自身的演进模式，尝试总结其特有的文化、社会现象。论及此领域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文中系统阐述了她对于数字时代人机互动前景的大胆预期：伴随着人机关系的演化，新一轮的媒介革命亦将随之到来，并势必颠覆传统的信息交流概念。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在其著作《赛博空间的奥德赛》（Cyberspace Odyssee）中揭示了数码信息时代的电子传媒与赛博空间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的新的可能性。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则从后现代语境出发在《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中，提出诸如互联网等数字媒介的新发展可能会改变人们的交流习惯，并对其身份进行深层的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目前欧美学界对新媒体领域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立足文化角度的研究，正逐步成为一门显学，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投身其中。无论是传播学、社会学，抑或经济学、管理学，还是信息科学、生物学，乃至哲学、历史学都能从自身研究的角度对此问题提出创新的观点，分析新媒体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本就是新媒体跨媒介、跨地域、跨工具等特性所决定的。欧美国家的研究现状，无疑对国内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媒体的以上特征决定了其在文化、经济、技术各领域都有非常的复杂性。从研究角度来说，对新媒体行业的定义、范围、特征、现状、趋势等都是可以进行重新解构和分析的角度。在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研究者针对新媒体现有管理体制的优势、问题，提出具有操作性、有利于新媒体发展和管理体制优化的具体建议。

 

通过对国外研究现状的了解，国内研究者应在对新媒体产业进行深入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努力提出可以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指导方向。

 

同时，也通过常年对新媒体领域的跟踪研究，我们对此领域的未来研究，可以提出以下几点预测和假设：

 

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正向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新技术应用、新文化需求的催生、文化外延和范围的拓展等。但是新媒体的发展在对文化起了正向推动作用之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安全隐患问题的扩大、政策监管技术手段观念的落后缺失和知识产权矛盾的突出等。上述都是值得进行研究的崭新课题。

 

研究角度有待拓展。从新媒体的文化特征、新媒体文化消费特征、新媒体文化生产特征等文化领域相关角度，结合文化产业深入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描述新媒体和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文化制度体制改革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思路和建议，都可以成为相关研究在角度上的创新。

 

根据对国外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国内的相关研究方法有待扩充。研究者完全可以引入更专业的特定产业的研究工具与方法，用更深刻的专业技术背景来理解和揭示新媒体产业中全部参与者的现状、矛盾的方式进而分析其对文化领域的影响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手段上，应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进行有力结合。一般文化领域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但是新媒体产业性质的突出特点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定量分析给予一定的数据支持。特别在于文化消费领域分析方面，新媒体消费者分析就非常需要定量分析工具和手段的帮助。如果能将使用专业的消费者调研工具和手段对新媒体文化领域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势必将为该领域研究增添更多的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张文俊：《数字新媒体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吴信训、吴小坤：《美国新媒体产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

柯林·霍斯金斯、斯图亚特·麦克法蒂耶、亚当·费恩：《媒介经济学：经济学在新媒介与传媒媒介中的应用》，支庭荣、吴非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