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融合：全球新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期，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全球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如 Lara Westra 在 Atlas Institute 发布的文章《The Two Faces of U.S. Economic Nationalism》中指出，美国当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呈现出双重面貌：一方面，它试图通过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措施重建美国制造业与工人阶层地位；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用于排外和强化国家主义，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与内部社会分裂。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的政治经济学家Jostein Hauge等人对美国、中国和欧盟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全球经济新范式——新经济民族主义，论文将发表在期刊《Geoforum》上，已于9月2日在线上提前发布。

近年来，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标志着一个以“新经济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新范式逐渐成型。这一转变源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动荡、供应链安全的脆弱暴露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与欧盟——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拾产业政策，但其出发点和路径各异。它们在追求国家技术领先和经济繁荣的共同目标下，采取了从强硬干预到相对克制的多种政策组合。

论文围绕三大经济体展开对比分析，探讨它们如何将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紧密结合，同时也指出，这种趋势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深远影响。美国采取极具对抗性的立场，试图通过管控和补贴压制中国崛起；中国则通过长期战略规划，推动自主创新与技术主导；欧盟则试图在开放贸易与战略自主之间维持平衡。

此外，论文也关注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它们在产业政策竞赛中资源不足，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为“南南合作”注入新活力，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这场围绕技术、产业和安全的竞赛，最终可能重塑全球治理结构与国际发展逻辑。

一、三大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路径与战略动因

（一）美国：强硬应对与重商主义的回归

美国的产业政策近年来显著转向强硬，这一转变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忧、国内去工业化问题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美国对中国在制造能力、技术研发以及军事力量上的提升视为主要威胁。尤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关税壁垒和投资审查，强化技术领先地位并遏制中国发展。

美国国内因素也促成了这一转变。美国制造业长期衰退导致社会阶层撕裂，加剧了对自由贸易的反感，形成了“去全球化”的民意基础。无论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还是拜登的“重建更美好未来”，都体现出美国政策精英对制造业复兴的广泛共识。此外，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军事潜能更是推动美国政府将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跨党派政治力量对这一趋势表示认同，标志着新重商主义逻辑已成为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

（二）中国：技术自主与国家安全的深度融合

随着产出的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开始追随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轨迹，力求提升全球价值链。因此，中国开始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直接竞争技术领导地位。结果，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采取了高度保护主义的立场来对抗中国的崛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仅注重供应链安全、关键产业掌控，也更加积极地通过对外经济活动扩展其国际影响力，推动形成更加平衡的全球发展结构。

中国的产业政策从“世界工厂”向“技术强国”转型，是对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与外部战略压力的主动回应。《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规划明确提出，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是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中国加大力度促进自主创新和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可以被视为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回应。

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很可能会强化其双重策略：一方面减少中国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尽可能地通过全球贸易施加经济影响力。因此，由于中美之间持续争夺全球科技、经济和政治领导地位的竞争，已经经历贸易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世界经济可能会进一步经历意想不到的波动。

（三）欧盟：在开放与自主之间谨慎前行

相比于中美两国，欧盟采取了一种更加克制和审慎的产业政策模式，力图在经济自由主义与战略自主之间找到平衡。欧盟未明确将中国视为直接经济安全威胁，而是保持开放式解读。在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施压欧洲配合的背景下，欧盟选择维护独立性，尽力减少对外依赖，强化本土能力。

欧盟的内部结构使其政策协调难度更高。国家安全仍然是成员国主权核心，产业政策涉及高度敏感的政策领域。不过，乌克兰战争表明，单靠经济互赖无法保障安全，这也促使欧盟加强对能源、军工等关键领域的政策干预。同时，美国的压力促使欧洲在半导体等领域加强自立能力。欧盟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投资审查和出口控制工具，标志着其在产业政策领域的转向。

二、论文对中国政策的态度与全球南方的战略机会

论文对中国政策总体持认可态度，尤其从国际发展角度出发，强调中国产业政策对全球减贫与发展公平的积极作用。中国在过去40年中帮助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人口摆脱贫困，其在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参考与合作机会。

更重要的是，中国推动的“南南合作”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北南援助关系。中国在全球南方推行的是以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合作为核心的“产业外交”。这种合作模式较少干涉东道国主权，更强调双边合作和实际经济成果，因此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了较高的认可。

当然，论文也指出中国崛起带来一定的结构性挑战——例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高达31%，可能挤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空间。但总体而言，论文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成功为全球南方国家开辟了可能的替代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和拉美与多个国家建立的产业伙伴关系也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尽管目前影响仍有限。

此外，如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连接者”国家正在成功在中美之间的博弈中受益。这些国家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参与全球供应链，获得了产业升级与技术学习的机会。在这个多极竞争的时代，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灵活的外交与经济策略，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论文从三大经济体出发，分析了当代产业政策如何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对外部威胁的反应，更是对国家利益理解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产业政策不再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它已经成为国家技术自主、战略防御能力以及全球影响力竞争的核心手段。

虽然中美欧三者采取了不同路径，但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可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且不再依赖完全自由市场逻辑。这种“新经济民族主义”的全球扩散，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全球制造业产能高度集中在三大经济体，可能削弱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潜力。然而，“连接者”国家的崛起和中国提供的新型合作范式，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并非全然受害者，甚至有可能在新的格局中寻求突破。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国家主义、技术竞争与多极秩序并存的阶段。各国如何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全球合作与发展目标，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1]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industrial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EB/OL].(2025-9-2)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6718525001824#s0030

[2]The Two Faces of the US Economic Nationalism[EB/OL].(2025-8-27)https://atlasinstitute.org/the-two-faces-of-the-u-s-economic-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