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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宁疗护发展图景(四):新兴经济体快速追赶模式

供稿人:黄婧供稿时间:2026-10-16 18:29:08关键词:安宁疗护,新兴经济体
对于中国、巴西、部分拉美及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安宁疗护事业起步相对较晚,但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与肿瘤高发的叠加压力。这些国家呈现出一种在政府强力政策推动下实现基础设施快速扩容,同时在临床实践中努力调适传统家族主义伦理与现代个人自主权张力的“快速追赶”模式。

一、政策强力干预下的试点病房建设与基础设施扩容
在新兴经济体中,国家顶层设计与行政指令是推动安宁疗护服务体系从无到有、迅速规模化的决定性力量。以中国为例,自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第一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工作以来,通过“政府主导、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政策路径,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安宁疗护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 [1]。
中国通过出台《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年版)》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建立了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综合医院安宁疗护专科”及“独立安宁疗护中心”在内的多层次供给体系 [1]。在上海等发达城市,政府通过将其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与医保专项绩效考核,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的100%全覆盖,展示出极强的行政动员与资源整合效率[2]。巴西与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亦通过将安宁疗护写入国家癌症控制政策(National Cancer Control Policy),实现了服务供给体系的扩容[3]。

二、传统家族决策文化与患者个人自主权的调适路径
与西方高资源国家强调“个体绝对自主权(Individual Autonomy)”与生前预嘱(ACP)的法律效力不同,东亚及拉美新兴经济体普遍深深植根于集体的家族主义(Familism)文化传统中。在这些文化语境下,“病情告知(Truth-Telling)”与“终末期医疗决策”往往被视为家族整体(特别是子女或配偶)的伦理责任,而非患者个体的单一权利。家族成员出于对患者的保护性心理,常要求医师对患者隐瞒真实病情(保护性医疗隐瞒),甚至在患者丧失能力时超越患者意愿代为签署放弃或坚持有创抢救的知情同意书 [4]。
这种传统伦理与现代生命伦理中“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和“患者自主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促使新兴经济体在实践中探索出独特的调适路径:
 
“家族参与型自主权(Relational Autonomy)”的临床建构:临床医师不再将患者割裂为孤立的决策主体,而是将“患者-家族”视为一个整体诊疗单元。在推行ACP或病情告知时,采取“渐进式/缓释型告知”策略,先与家族核心成员建立信任沟通,再由家族成员陪同,根据患者的心理承受力分阶段透露病情,实现尊重自主权与保护家族伦理的双重平衡[4,5]。
生前预嘱与本土孝道文化的融合创新:通过重构“孝道”内涵,将“不惜一切代价有创抢救”的盲目孝道,引导转向“尊重临终者意愿、减轻痛苦、保障死亡尊严”的“理性顺孝”。例如,中国社会组织推行的“我的五个愿望”生前预嘱推广活动,即是通过将生死沟通转化为家族内部的人文关怀对话,降低了谈论死亡的文化禁忌,为本土化生命教育与预先照护计划的落地铺平了道路 [6]。

参考文献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年版)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函〔2025〕332号)[R]. 北京: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7.
[2] 为生命最后一程铺上暖光 全市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全覆盖 全科医生亦为签约家庭提供服务.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60403/e4d86e7673a84c78ba6ef96f68e7f5d2.html
[3] PASTRANA T, TORRES-VIGIL I, DE LIMA L. Palliative care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 analysis using macro indicators [J]. Palliative medicine, 2014, 28(10), 1231-1238.
[4] CONG Y. Doctor-family-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Chinese paradigm of informed consent [J].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004, 29(2): 149-178.
[5] MA Q, WU Y, FANG R. Truth-telling,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terminal care: an Eastern perspective [J]. Nursing ethics. 2025, 32(3), 971-979.
[6] 卢鑫欣, 李志刚, 符隆文. 中国临终医疗自主决策权再审视[J]. 医学与哲学, 2026, 47(2): 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