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础研究管理的概况及特点

美国基础研究管理的概况及特点

美国自20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至今仍是全球科学和工程生态系统的基石和枢纽。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其较为成熟的科研管理体系、对于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和规模庞大的顶尖科学家群体。

一、集中协同、分散管理的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美国联邦政府科技决策由“三驾马车”构成，不设立对科学技术发展行使全面管理职能的部门。其中，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是总统行政办公室与联邦部门和科技界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主要负责制定科技政策和科研预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是最高层次的科技决策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协调联邦机构科技战略；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是（PCAST）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主要负责向总统提供咨询和反馈^[2]。这3个机构相互协作，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美国基础研究发展。

联邦政府相关部门以使命为导向对基础研究进行资助和管理。其中，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2021年占比为5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2021年占比为13.4%）、能源部（DOE，2021年占比为13.3%）、航空航天局（NASA，2021年占比为7.9%）、国防部（DOD，2021年占比为6.5%）和农业部（SDA，2021年占比为3.0%）这6个部门构成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2021年基础研究预算总和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预算总额的96.7%^[3]。

二、五类主体共同资助开展基础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总量持续增长。进入21世纪，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在全球继续保持领先，呈现波动式上涨，稳中有升，年均增速保持在5%，经费总额增长近2倍（图1）。2021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达到1 182亿美元，联邦政府、企业和高校是主要的投入主体，占据基础研究总经费的近九成。

图1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及强度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NSF数据库

从投入趋势来看，第一，联邦政府仍是最大的资金来源，但比重大幅减少，由2000年的57.8%下降至2021年的40%；企业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投入持续上涨，由2000年的占比19.4%上升至2021年的36.6%；高校不断加大经费投入，由2000年的占比10.6%增长到2021年的12.3%；非营利组织、州政府投入基本保持稳定，2021年占比分别为8.8%、2.6%（图2）。以上数据表明，联邦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仅表现在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比重不断加大，且近九成的企业基础研究经费都用于支持自身基础研究活动的开展。

图2  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各主体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NSF数据库

第二，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不断增强。2021年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在研究与开发（R&D）经费中的比重为14.9%，较1957年增长了近一倍。从研发类型来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此消彼长，基础研究的占比不断提高，由1957年的8.2%上升到2021年的14.9%；而应用研究占比持续减少，由1957年的24.4%下降至2021年的18.2%，试验与发展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66%左右。

三、建立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的创新框架

近年来，联邦政府越来越重视构建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实际应用的转化的创新框架。一方面，联邦政府注重基础研究对应用转化的创新策源功能，持续保持基础研究的高强度投入，加速科学研究向产业转化；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经费比重不断加大，支撑企业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开展基础研究活动。美国联邦政府近期频繁发布政策和举措，优化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的战略布局。例如，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于2020年5月发布《2030愿景》，提出充分利用美国基础研究领先优势，推进从基础研究发现向创新转化^[2]。白宫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于2021年1月提交《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力的新模式》报告，提出聚焦量子信息、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先进通信网络五大未来产业，组建未来产业研究所，通过跨部门协同创新，形成一条将科学发现转化为产业领域实际应用的清晰途径^[2]。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于2021年3月提出《NSF未来法案》，明确设立科学与工程理事会，重点支持应用导向基础研究，通过融合加速器等资助机制和模式、支持多学科研究中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支持基础研究转化取得重大突破。

四、优化稳定高效的基础研究管理机制

美国在基础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其稳定高效的资助系统。在美国政府基础研究资助系统中，NSF、NIH（美国国立卫生院）等机构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NIH是美国最主要的医学研究资助机构，2021年获得联邦政府的基础研究预算为217亿美元，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总额的52.6%。本文以NIH为例，一窥美国基础研究的管理机制。

第一，在选题上，兼顾国家意志和科学声音。NIH组建最高层面的专家委员会，统筹安排优先资助领域及相应预算分配。采取“自上而下”推进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全局规划）与“自下而上”（吸收科学共同体的建议）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政治过程、技术过程、国家意志和科学声音的双结合。第二，在评审制度上，采用“专家评审+项目官员”串联式。项目评审先由专家对项目就“科学与技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两方面进行赋分，再由项目官员进行二次评审，对项目可行性、预算合理性、与项目规划契合度等进行评审。项目官员负责汇集研究设计、评审专家意见、资助机构需求三方信息，协助资助部门做出资助决策。第三，在资助机制上，探索开展以科学家为核心的资助方式。NIH在实施传统竞争性资助方式的基础上，2014年起开展 “R35资助机制” 探索。R35支持开展自由探索性质的基础研究，淡化研究目标的制定与论证，实施5~8年的长周期资助。R35更加注重对申请人的考察，允许科学家不受预设目标的限制，对研究进展做出快速反应，及时调整研究方向，以期获得创造性、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双, 陈凯华. 美国基础研究体系:主要特征与经验启示[J]. 科学学研究, 2023, 41(3):444-453.

【2】  蔺洁, 王婷, 陈亚平. 美国基础研究政策新动向及对我国的启示[J]. 科学管理研究, 2022, 42(15):36-42.

【3】  NSF. NSF survey of federal fund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0-2021[EB/OL].[2022-03-24]. https://ncses.nsf.gov/surveys/federal-funds-research-development/2021#survey-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