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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在历史城区、复杂交通网络和多层级城市治理体系之上,逐步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城市数据和智慧交通体系的。2026年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智慧城市指数中,伦敦位列全球第四,也是排名最高的英语城市。伦敦的实践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不仅需要部署传感器、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更需要建设能够连接不同部门、不同区域和不同应用场景的数字底座,并通过开放数据、跨部门协同和城市试验推动技术应用。
一、以数字连接基础设施夯实智慧城市底座
数字连接是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由于既有城市基础设施高度复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地下隧道、历史建筑以及多层级治理等约束,伦敦采取了将既有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方式。2021年6月,伦敦交通局与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商Boldyn Networks签订为期20年的特许经营协议,在伦敦地铁隧道内铺设超过2000千米光纤,为地铁车站和隧道提供4G、5G网络连接。该网络并非仅仅服务于乘客通信,还承担物联网传感器、闭路电视及其他城市数字化应用的数据传输功能,使原本服务于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成为支撑城市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字底座。
地面数字连接能力也在持续提升。伦敦市政府近年来通过“Connected London”等项目,与各行政区和通信企业合作改善数字连接能力。官方数据显示,伦敦具备千兆网络能力的地区占比已由2017年的4%提升至88%,同时要求新开发项目配备全光纤连接。由此,伦敦逐步形成覆盖交通、建筑和公共空间的数字连接体系。这一做法体现了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特点:不将数字基础设施视为单一行业基础设施,而是将其作为城市级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统筹。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和城市感知网络之间形成协同关系,使一次基础设施投入能够服务于多个城市应用场景。
二、从开放政府数据向城市数据基础设施演进
数字连接构成智慧城市的“网络底座”,数据是驱动城市运行和创新的核心资源。伦敦较早将公共数据开放纳入智慧城市建设体系,并逐步形成从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向城市级数据基础设施演进的发展路径。早在2010年,伦敦就推出城市数据门户London Datastore,为开发者、研究机构、企业和公众提供交通、环境、健康、经济等领域的数据。开放数据并非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补充,而是被赋予推动城市创新和公共服务改善的功能。伦敦交通局开放交通数据的实践尤其具有代表性,通过开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第三方开发者可以调用实时公交、地铁运行和交通服务数据,形成城市出行规划等应用。城市出行规划应用Citymapper便是伦敦开放交通数据生态形成的重要应用案例之一。
近年来,伦敦进一步推进城市数据平台建设。2025年7月,“伦敦城市数据资源库”(Data for London Library)正式公开运行,提供超过5000个数据集的检索和链接服务,通过连接不同机构的数据资源,提升城市数据的发现、共享和利用能力。与传统数据门户集中提供政府数据不同,伦敦城市数据资源库强调“连接而非收集”,并非将各机构数据物理集中存储于单一平台,而是通过统一的数据发现和连接机制,将分散在伦敦市政府、交通、卫生、地方政府等机构的数据资源联系起来。同时,伦敦还通过伦敦数据咨询委员会加强数据治理和跨部门协调,并计划进一步完善数据的数字化和安全共享机制。
由此可以看到,伦敦的城市数据体系经历了由“数据开放”向“数据基础设施”转变的过程。早期重点是让公众和开发者能够获取政府数据,随后逐渐转向通过统一的数据发现和连接平台,提高分散城市数据资源的可发现性、共享效率和利用能力,支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不过,伦敦开放数据实践也表明,数据开放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透明治理和公共参与。开放数据既可以促进创新和公共服务,也可能被纳入数字经济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公共数据成为企业开发商业产品的重要资源,但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如何分配、数据基础设施由谁塑造以及公共利益如何得到保障,仍需通过制度和监管予以解决。因此,伦敦开放数据实践的价值不仅在于“开放了多少数据”,更在于探索政府如何将数据转化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同时处理好数据开放、商业创新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三、以智慧交通推动数据与城市运行深度融合
交通是伦敦智慧城市建设最成熟的应用领域之一。伦敦较早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公共交通支付、实时交通信息、拥堵管理和低排放治理,形成了覆盖“支付—运行—监管—创新”的智慧交通体系。2003年推出的伦敦交通卡Oyster卡推动了伦敦公共交通电子支付体系发展,随后伦敦进一步推广银行卡和移动设备的非接触式支付。目前,已形成覆盖地铁、公交等交通方式的数字化支付体系。与单纯实现电子支付相比,该体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乘客出行与交通运营数据连接起来,为交通运行分析和服务优化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基础。
伦敦还利用数据和数字化监测手段支持拥堵收费和超低排放区(ULEZ)等政策的落地。相关措施将价格机制、车辆监测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通过数据识别车辆和交通状况,并利用经济激励改变出行行为。这表明智慧交通不仅包括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还包括利用数据提高传统交通政策的精准性和执行能力。
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方面,伦敦建设了城市级试验环境。2016年启动的格林威治智慧出行生活实验室(Smart Mobility Living Lab,现称TRL Living Lab)将真实城市街道作为测试环境,为联网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技术验证场景。英国2024年通过《自动驾驶法案》,并于2026年启动自动驾驶乘客服务许可试点,为自动驾驶商业化部署逐步建立监管框架。
伦敦智慧交通建设由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演进路径:从数字支付和信息服务起步,向实时数据治理、智能交通管理和自动驾驶测试延伸。这一过程也说明,智慧城市技术只有嵌入真实城市运行体系,才能形成持续的应用价值。
四、以跨部门协同解决多层级城市治理难题
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另一项重要经验,是通过跨部门协调机制解决城市治理碎片化问题。伦敦实行较为复杂的两级治理体系。全市层面由大伦敦政府承担战略统筹职能;地方层面则包括32个自治市(London boroughs)以及具有特殊行政地位的伦敦城。为此,伦敦逐步建立了跨区域、跨部门的数字协作机制。2019年成立的伦敦技术与创新办公室(LOTI)是其中的重要平台。LOTI最初有15个自治市的成员组成,目前已扩展至28个自治市,并连接大伦敦政府、伦敦各自治市联合机构(London Councils)以及超过1000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其主要任务并非开发某一种具体技术,而是帮助各地方政府共同解决数字化服务中的共性问题,减少重复建设,推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和联合项目实施。例如,LOTI参与推进“Get Online London”等数字包容项目,为数字技能不足、缺少设备或网络条件的居民提供支持。由此,LOTI实际上承担了伦敦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协同层”功能。
这种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对于多中心、跨行政区域的大城市而言,智慧城市建设往往不是缺少技术,而是缺少能够将技术、数据和公共服务连接起来的治理机制。伦敦的经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既需要数字基础设施,也需要治理基础设施,后者包括跨部门协作机制、数据治理机制、共同技术能力和统一的服务标准。
五、从数字创新走向数字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伦敦智慧城市建设并未将技术创新局限于交通和经济领域,而是逐步将数字包容、环境治理和社区发展纳入整体框架。伦敦提出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并利用空气质量监测、智能能源管理等数字化手段支持绿色转型。例如,部分区域通过在路灯等城市设施中引入植被和空气污染治理技术开展试点;公共建筑逐步使用智能能源管理系统以降低能耗。Bunhill 2能源中心利用北线地铁通风井产生的废热,为伊斯灵顿约2400户家庭供热,体现了伦敦将传统城市基础设施与现代能源技术结合的探索。与此同时,伦敦开始更加重视智慧城市建设的公平性。市政府推出“未来社区 2030”等项目,将数字和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向相对弱势地区倾斜,试图避免智慧城市资源集中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数字包容也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伦敦曾提出“全民数字接入”目标,通过“Get Online London”等服务,为居民提供数字技能、设备和网络支持。由此,智慧城市的目标从“让城市更智能”进一步扩展为让更多居民能够使用数字化城市服务并从中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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